林惠民院士:從命運的偶然發現成功的必然
文章來源: | 發布時間:2016-12-26 | 【打印】 【關閉】
高中畢業10年后高考,30歲上大學,40多歲從事研究工作,51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如今年近70的林惠民院士仍舊有干勁。這個身量并不高大,用軟糯的福建口音慢悠悠跟你講話的“老人家”,自帶沉穩篤定的氣質。他說得很輕,很淡,無論是動蕩坎坷的求學之路,還是意義非凡的科研成果,他都只歸功于運氣和努力的疊加。
林惠民: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軟件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崗位教授、博士生導師
能上大學就是看到了希望
30歲參加高考,這個年紀放到今天難以想象,于1977年文革后恢復高考的那一代人而言卻是驚喜。1966年,林惠民高中畢業,恰逢文化大革命,高考取消,他兩次上山下鄉,1972年因照顧獨生子女,回城當工人。 1977年恢復高考,林惠民立即去報考,但當時報考有很多限制,歲數大的人需要開書面證明,證明有一定專長才能報考。
“我沒什么特長,只能報數學。”1963年秋至1964年夏,在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學上高一期間,林惠民和兩位同學每周都會去恩師池伯鼎(時任數學教研組組長)家里超前學習高中數學。“還好,1963年參加福州市初中數學競賽,1964年參加福州市高中數學競賽,都拿了二等獎。”
因為這兩個獎勵和池伯鼎老師的推薦,林惠民得以報考福州大學數學系。當時福州大學數學系只招兩個專業:應用數學和計算方法。計算方法是機密專業,林惠民有親戚在臺灣,就不能報,他報了應用數學專業。但是1978年初,拿到的錄取通知顯示是數學系軟件專業。林惠民不知道軟件是什么,直到入學報道才知道是計算機編程。“這個專業是臨時增加的,因為這個偶然性,我這輩子就搞計算機軟件了。”回憶當年的情景,林惠民依舊覺得專業的到來出乎意料。
2016年10月19日林惠民重返福州三中跟學生交談
在那個電腦剛興起的年代,專業學習上,林惠民面臨很大的困難。“全校只有一臺小計算機,還經常壞。”但是,對林惠民來說,“文革十年,國家看不到希望,家庭看不到希望,個人看不到希望。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就像穿透烏云的第一縷陽光,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十年之后,終于考上大學,腦子里除了學習,還是學習。”因為這股勁頭,大學四年的時光成了林惠民最難忘的回憶。
大學期間,林惠民養成了很好的自學習慣。大一、大二每周18個課時,大三、大四每周14個學時,專業課開設有限,大部分課余時間泡在圖書館,不明白的地方就和同學討論。對比現在的學生,一周20多個學時的課程,林惠民擔心學生“跟著老師走的太多,自己思考解決問題的時間都沒有。”
大學畢業后,林惠民留在福州大學任教。兩年后因為發展需要,他直接來到中科院軟件所讀博士(有論文發表可以跨過碩士直接考博士)。即使是在讀博期間,也不同于現在學生的提前規劃人生,早早認定專業方向;林惠民對軟件領域的喜愛是在慢慢接觸中培養的,而且他從未想過要換。“我覺得這個專業挺好,我越接觸越喜歡,沒什么需要我做改變的。”
今天,他認為,這段逐漸愛上軟件專業的經歷,培養了他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鉆研的科研態度。
在林惠民的科研道路上,有兩段很寶貴的出國工作的經歷。和上大學的水到渠成一樣,這兩次出國交流,也只是機會來臨時的順流而上。
出國對比才知道該往哪里努力
在中科院軟件所博士畢業以后,1986年9月-1987年12月,林惠民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計算機科學基礎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起因僅僅是愛丁堡大學的一個教授來中科院做講座,報告過程中林惠民向教授提問、交流,“我對他很感興趣,他對我也很感興趣。我的博士論文跟教授研究的方向契合,本科期間我還就這個方向發表過論文,他邀請我畢業后一定去愛丁堡。”
當時愛丁堡大學計算機科學基礎實驗研究室是世界上最好的計算機基礎研究室之一,聞名業界的三位教授都在那里,其中一位后來獲得了圖靈獎。這樣好的科研環境,吸引著全世界各地的年輕學者,也深深影響著林惠民,“我真正看到了這個領域最好、最強的,我博士論文研究的方向就是他們開拓出來的。相比之下,我們的基礎就差很多,那里用到的一些數學工具,如λ-演算,我們國內沒有。”
因為差很多,林惠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講的一些東西我聽不懂,必須重新學。” 當時林惠民的心情相當復雜,“第一,我有做下去的沖動,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推著我往上走,那是學科發展到最快的階段自身激發出的活力。第二,我明白自己確實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第三,我也感到有自信,這些科學家是聰明人但并不是超人,他們的思維和創新背后有一個強大的邏輯,他們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在這樣的信念驅動下,1990年到1993年,林惠民再次前往英國,到Sussex大學從事并發理論及形式化方法的研究。此間,他提煉出了一個可以描述各種進程演算公理語義的元語言,在此基礎上,他設計并實現出了世界上第一個通用的進程代數驗證工具PAM。之后,林惠民與Hennessy教授合作,提出了“符號互模擬理論”,在消息傳送進程研究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此基礎上,林惠民對PAM加以擴充,研制成迄今世界上唯一能對付消息傳送進程的驗證工具VPAM。用“符號互模擬理論”,林惠民還解決了圖靈獎獲得者Milner教授與其合作者提出的π-演算的有窮公理化問題。
這些成果已為國際同行在公開發表的文獻中所廣泛引用。問起取得的原因,林惠民認為,“當時幾個地方都在做進程代數的驗證工具。別人都是面向某個具體的進程代數理論做一個工具,我試圖只做一個工具,能夠適用于不同的理論,這就需要提供一個元語言。我們運氣好,先做出來了,大家看了都高興。π演算的公理化是另外一個問題,用符號互模擬理論恰好能解決它,比其他方法好用,這看起來像個意外。應該是我們對符號互模擬這個工具耍得熟了,拿起來就知道應該往哪兒用,就像拿著水果刀就知道去削皮一樣。”
基于自己的科研成長經驗,林惠民很鼓勵自己的學生也出國去看一看,感受不同的學術傳統,他也歡迎國外的學生來他的實驗室交流。現在,軟件所計算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國際化環境就很好,有好幾個科研人員和學生來自國外,林惠民自己就有一個丹麥的聯合培養碩士生。
1999年林惠民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同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這些人生預期之外的榮譽,是多年努力后的自然沉淀,也讓林惠民更明白“身居其位,就要盡量把工作做好”。身為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博導、崗位教授,近些年,林惠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指導學生科研和教授課程上。
把學生送的花珍藏了九年
在林惠民的辦公室內,整齊地擺放著8束花,有的已經完全干枯,有的尚有生機。這是搬到這棟辦公樓的9年來,他每一年收到的教師節鮮花(有一年教師節他剛好出國開會)。林惠民收藏這些鮮花的理由相當樸實:“這是學生的心意。”
他也從不要求學生幾點來工作,幾點走。“我讀書時也沒被這么要求過,每個人生活節奏不同,寬松點挺好,要想知道學生的學習和工作狀況,跟他交談就行了。”
雖然已經年近70,這學期每周四下午,林惠民都會準時地來到中國科學院大學雁棲湖校區的教1—209教室來給國科大研一的學生上《并發數據結構與多核編程》的課程。他說,“我很喜歡和學生相處,我年紀大了,不能記住100多個學生中的每一個,但我覺得他們對這門課感興趣,講的時候非常注意學生的表情和反饋。希望不僅傳授知識,還能傳授給他們做學問的方法。”
林惠民的課堂是非常受歡迎的,院士光環之外,學生感受更多的是他淵博知識與親和力。這門課的學生李昕元說,“我很喜歡上林院士的課,他有很多精彩的觀點,跟大家互動也多,課間去向他提問,他都會很耐心地解答。”
另一位同學賀雨晴說,“林老師非常認真負責,有一次我請林老師將他改過的課件上傳到課程網站上,然后我下載后,卻發現還是原來沒有改過的。之后,我又去問林老師,林老師竟然記得我,說上周也是我問的他,然后他告訴我已經將改過的課件上傳上去了。下課后,我一看還真的是改過的。”
此外,林惠民還擔任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兼職教授,偶爾去做講座。談起自己的學習經驗,林惠民說,“小學的數學(那時叫“算術”)培養了我的分步驟解題能力,中學的代數、幾何訓練了我思維的嚴謹性。我把編程看作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一是用算法思想把復雜的問題分解成機械的步驟。二是有嚴謹的思路,分解完以后最后能解對。我覺得同學們編程序時,把自己盡量變得傻瓜一點兒,跟計算機一樣傻,你就能編好了。”
在生活上,林惠民是個珍惜情誼的人,幾乎每年春節他都會回到家鄉福州,現在在北京還會自己做家鄉菜——蘿卜年糕。“我30歲上大學,畢業后留校當2年老師,36歲才離開福州,那里是我的根啊!”
2014年春節林惠民重游三坊七巷故居
林惠民的家位于福州的一個老巷子里,環境幽靜,以前是士大夫階層聚集的地方,自有文人風骨底蘊,現在被作為國家重點文物單位保護起來了。年少時,林惠民在這里看了很多雜書,詩詞、歷史、哲學、小說,幾乎是找到什么就看什么。
這樣的環境滋養著林惠民的精神氣韻,“我從小就不喜歡想功利性的事情,不會想要賺多少錢,或一定要出人頭地之類。當時社會沒有望子成龍的風氣,我的父母都是小職員,雖然工資不高,但對獨生子的我沒有太多的要求,只希望我能生活得好。”
現在的林惠民的確生活得很好,他專注于自己的研究,定期給年輕人授課,每天游泳健身。他說,“我現在依然很有勁。年輕時我種田做工,幾乎是中年階段才開始從事科學研究,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能上大學并從事科研工作,我感到很幸運。”
文:王亭亭 周亞球
圖:王亭亭
校對:鄧濤
本文轉自:中國科學院大學微信公眾號